對于兒童性侵維權而言，允許“秋后算賬”固然重要，如何集全社會之力“幫助算賬”更為重要。 

來源：浙江法制報  作者: 鄧學平   編輯：許喬靜

　　日前，提請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二審的《民法總則（草案）》，增加了一條規(guī)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損害賠償請求權的訴訟時效期間，自受害人年滿十八周歲之日起計算。這一新規(guī)被民間形象地稱為“秋后算賬”條款。

　　雖然有法諺云，法律不保護躺在權利上睡覺的人。但對于遭受性侵害的兒童而言，一年的訴訟時效期間未免太短。這是因為，兒童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本身不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需要依靠其監(jiān)護人代為進行維權。受社會傳統(tǒng)觀念、心智不成熟等因素的影響，不少兒童遭受性侵害后寧愿選擇默默忍受，卻不愿或者不敢告知其監(jiān)護人。而即便監(jiān)護人知情后，也有相當比例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放棄法律維權。前述種種都表明，現(xiàn)行訴訟時效制度不利于遭受性侵害的兒童進行依法維權。

　　《民法總則（草案）》新規(guī)不是以性侵害的時間為標準，而是從成年之日起開始計算時效，有助于兒童成年后自行尋求法律維權救濟。加之《民法總則（草案）》將民事訴訟時效由兩年延長至三年，這意味著一旦草案審議通過，遭受性侵害的兒童可以在其成年后三年內向法院請求損害賠償。相較于現(xiàn)有的規(guī)定，《民法總則（草案）》新規(guī)在保護兒童權益方面的進步意義十分明顯。

　　盡管如此，新規(guī)仍然有其制度盲區(qū)需要填補和解決。因為法律維權，除了意愿和能力，還必須要有足夠的證據(jù)。而現(xiàn)實中，證據(jù)不足是性侵維權之路上的一大關卡。以廣西百色性侵案為例，“助學達人”王杰利用“百色助學網”性侵多名女童。然而該案開庭審理時，幾乎沒有人提出刑事附帶民事賠償訴訟，原因就是受害人普遍缺乏病歷、照片等強有力的證據(jù)。試想，如果不能及時收集并保存好相關證據(jù)，那么等到成年后拿什么去法院維權呢？由此可見，允許“秋后算賬”固然進步，但如果無法解決“即時固證”的問題，那么“秋后算賬”的威力恐將大打折扣。

　　其實，不論國內還是國外，都有進一步解決這一問題的制度資源。以法國為例，檢察官在兒童權益保護方面發(fā)揮著積極作用，經常代為提起民事訴訟或者以“從當事人”的身份參與訴訟。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也規(guī)定：“機關、社會團體、企業(yè)事業(yè)單位對損害國家、集體或者個人民事權益的行為,可以支持受損害的單位或者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兒童遭受性侵維權，不能單靠監(jiān)護人，也不能單靠兒童自己成年。社會公益組織、學校、社區(qū)、政府部門和司法機關應該聯(lián)起手來，共同建設全方位的安全網絡，在監(jiān)護人怠于履責時直接支持遭受性侵兒童向法院起訴維權或者幫助收集、固定和保全相關證據(jù)，等其成年后自行維權。對于兒童性侵維權而言，允許“秋后算賬”固然重要，如何集全社會之力“幫助算賬”更為重要。